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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Vitas Luckus
“对我来说,老照片就像一口无底的井,等待着有人往里察看并探寻它。”
- 维塔斯•卢克斯,立陶宛摄影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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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3年,冬季。

柏林还没有摆脱战争的阴影。

人们走上大街小巷,男人们做苦力,女人孩子们乞讨,冰冷的墙角躺着奄奄一息的老人,圣诞节临近,却看不见任何一点耶稣仁慈的圣光。

街道上只放了一棵装饰简单的圣诞树,不知道是哪家店为了吸引客人放的。枝叶上裹了一条像从少女不要的旧裙子上裁下来的布条,挂了几颗廉价的彩球,在中间的树枝绑上一个小小的、丑陋的圣诞老人,树顶还有一个掉色的星星。

于是像敷衍圣诞老人惹得他生气似的,那位和蔼的老人不愿再让他的雪橇踏上这片土地。

我之前驻扎在奥斯曼的一个边境村庄,战争结束后,便回到德国,在军营中任一个不大不小的职位,政府宣告破产时,我还辗转在伊斯坦布尔,等待着一个卖烟的小姑娘找零,听到这个消息时,我对身旁的一个土耳其人说:“哈,战争结束了!”

“但我们的国家失败了!”

是的,我们的国家失败了。

我走在街上,寒冷的风从耳边匆匆掠过,夹杂着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声。

一些党人在热气腾腾的小酒馆里激昂地演说,不时还有玻璃被摔碎的声音。

几个醉汉推开破烂的门走出来,一股浓重的烈酒味钻入空气,他们跌跌撞撞地找着路,其中一个摔进路边乞讨的人中,翻了个身便呼呼大睡。

人们像避瘟神一样避开,一个男人上前来摸索他的口袋,找出几枚硬币,略有些窃喜地走开。

我从这些受难的人们旁快步走过,我感觉得到衣不蔽体的孩子看向我的期盼眼神,感觉得到被强奸的妇女看向我的怨恨眼神,感觉得到失去财产的男人看向我的悲哀眼神。

这太可怕了。

绕过这条街,有一家刚倒闭不久的银行,流浪汉睡在台阶上,不时有官员的汽车从这经过,扬起一阵灰尘。

在墙根处,坐着一个男人,他穿着干净整洁的军装,头发刻意打理过,军帽端正地放在右膝上,他安静地靠墙坐着,双手握成拳状,紧抿着唇,背挺得笔直。

这种人我在柏林见过不少,战争结束后的伤残士兵,多数无处可去,也无人照顾,政府没有钱财给他们,他们只能四处流浪、四处乞讨。

走近,才发现他没有左腿,我在全身的口袋里胡乱摸了一通,最后摸出仅有的三枚硬币,放进他的军帽里。

“谢谢你,圣诞快乐,朋友。”

我点点头,伸出手想和他握手,他没有反应。

上帝,他看不见!

他不见我伸出的手,他看不见人们的苦难,看不见恶人的嘴脸,他只能听见,听见从漆黑的夜中传来的哀嚎。

我抓住他的手,紧紧地握住,对他说:“保佑你!”

“你也是”他说,“你是不是曾在奥斯曼服役?”

“是的。”我愣住了。

他笑起来:“1917年,格尼尔格·德伦。”

我记起来了。

1917年我还在奥斯曼时,有支军队曾路过那个边境村子,他们中的一个年轻士兵在圣米耶战役中腿部被炸伤,当时乔治·巴顿制造了一种新的武器——坦克。

军医替士兵截肢了,从此,战场上再也没有那名士兵的名字。

“我没有替我的国家赢得荣耀,反而还带了耻辱与债务回来。”格尼尔格又说,“后来在回柏林的途中,火车发生了爆炸,我的眼睛被烧伤。

“而当我回到柏林,我的妻子已经重嫁,我唯一的母亲已经去世,我的朋友们都以为我死在战场上,用大理石为我竖了一块墓碑。

“没有人认识我,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我也不认识,我会拉小提琴,所以一开始我在一家餐厅找了个拉小提琴的活,但马上那家餐厅就倒闭了,老板欠债逃去南美,服务员和厨师们瓜分了餐厅的东西,窗帘、厨具、食物,甚至那个有缺口的花瓶,但没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什么,谁会在乎一个残疾的、带了耻辱回来的士兵呢?

“再后来,我就和这些人一样,沿街乞讨,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。”

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再次从风中传来,我看见教堂的十字架慢慢被颠倒,在冬日的铅灰色太阳下散出渗人的光,无声冰冷地吻上我的右颊,我从光中看见诺亚方舟掀起的巨浪。

是的,我们的国家失败了,承担罪责的,却是我们的人民。


end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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